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創刊於西元1898年，是日本治理臺灣時期，發行量最大、延續時間最長的報紙，其出版品質為人稱道，甚或有國學大師章炳麟(太炎)、史學家連橫、尾崎秀真等任職該報而使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奠下良好發展基礎。
1905-1911年間該報社將漢文版面擴大，獨立發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以應當時臺灣讀者之需，使全套報紙益臻完備。近年來臺灣研究受到朝野及學術界重視，衍然已成顯學，而昔日之珍貴報紙內容已成今日之歷史研究資料。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記錄了當時臺灣的社會風氣、時事新聞、文藝活動以至於社會現象等，均已成為今日研究臺灣歷史最具價值的史料。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深知本套資料之價值、本學術傳播之理念，費時費心輸入校對已搜羅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逾3,000萬字全報內容，漢珍數位圖書公司很榮幸以從事數位化出版品之建置、行銷與服務多年工作經驗，經評選後榮獲臺大授權，共同為臺灣的數位典藏與知識產業耕耘努力，冀期能以數位化之利，便於國內外讀者、機構之保存、應用與流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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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主編 黃智偉 撰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係於1898年由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《臺灣新報》與《臺灣日報》而成。1944年總督府將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與其他五家報紙合併為《臺灣新報》。《臺灣新報》自1944年4月1日發刊，至1945年終戰為止。戰後該報於1945年10月改隸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，改名《臺灣新生報》。其發行史幾乎與臺灣總督府共存亡，是二十世紀上半最長壽、版面內容最豐富、同時也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。該報自1898年5月6日創刊，至1944年3月31日止，共發行1萬5,800餘號，在1924年時發行量為1萬8,790份。
在日日新報創刊以前，台灣的輿論界本有兩大敵對報紙，包括早在1896年6月發刊的《臺灣新報》，以及1897年5月桂太郎總督授意成立的《臺灣日報》。這兩份報刊分別由不同的政治勢力支持，將日本政界派系傾軋的惡風延伸到台灣，兩報形同水火，互相攻擊。殆至1898年，才在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授意之下，由守屋善兵衛出面合併兩報，創立「台灣日日新報社」。該報社社址位於臺北市榮町四之三二號，也就是今天中華路與衡陽路交叉口處。最初十年由首任社長守屋善兵衛及資深報人村田誠治奠下基礎，兩人離任後成為《滿洲日日新聞》的創建者。
在長達半世紀的歷史中，日日新報曾以附錄型態發行《臺日子供（兒童）新聞》、《臺灣日日寫真畫報》、《府報》、《臺北州州報》、《臺北市報》等，以及不定期發行的「內地號」。日日新報向以「模範的殖民地報紙」自許，帶有官方色彩，但在大正年間因時代風氣所及，較為具有自由立場。
日日新報的創立，為總督府當局所促成。從1898年至1916年為止，該報社是具有半官方身分的組織，因而言論很難獨立自主的言論機關。雖然當時同業各報，往往批評日日新報為「御用」報紙，但在組織結構上並不能視其為政府的傳播媒體，即使是總督府也未將日日新報與「官報」間劃上等號。在言論自由最發達的大正年間，日日新報也適時扮演下情上達，反映民意的橋樑角色。例如對街庄長人選問題，日日新報也表示不符民意，對師範學校的學潮問題，也有站在同情學生的立場。
不過，整體而言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還是很難完全脫離官方色彩。其主要原因在於營收，因為政府出版品的委託印刷是報社的重要財源。此外，還有制度問題。由於臺灣島報紙的發行規則，並非如日本內地的申報制，而是採取許可制，並且長久以來都規定「一市一報」以限制新報社的成立，間接的保護既有報社，而且報紙出刊之前需先送相關機關審核。這些制度無形中都對報社的言論有箝制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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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創刊初期有六個版面，1910年11月以後增為八版，其中漢文版通常佔有兩個版面。自1905年7月1日以後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，獨立發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每日六個版面，一時幾可與日文版等量齊觀。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發行六年又五個月後，於1911年11月30日因財務困難停刊，恢復以往於日文版中添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，後來更萎縮成一個版面，直到1937年4月1日因應時局終於全面廢除。
漢文版除了報導新聞之外，其「藝文」版面也有重大影響力。當時東京文壇第一流漢詩人紉山逸也（衣州）也應總督兒玉源太郎之邀，赴臺出任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漢文版主任，代總督執筆與臺地文人唱和。此外，從中國亡命海外的章炳麟也曾短暫任職於漢文版。尾崎秀真則於1903年繼紉山衣州之後任漢文部主任。此時的日日新報或可謂為人才濟濟。
尾崎秀真（字白水、號古村），日本岐阜縣人。1893年起從事報業，歷任各報紙雜誌之編輯、主筆或記者，1901年被聘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記者兼漢文版主筆，直到1922年4月自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退職，轉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，並參與籌辦「臺灣文化三百年」大展。1932年3月受聘為「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」委員，實地考察澎湖之史蹟名勝，翌年進而調查全臺，1935年出版《臺灣文化史說》。除了對臺灣歷史文化涉獵很深之外，他又活躍於文人書畫界，對臺灣的傳統書畫、東洋畫創作推廣貢獻很大。尾崎在臺時間長達四十餘年，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臺島影響力最大的文化人之一。他與臺灣的淵源，便是從任職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開始的。
除了由尾崎秀真主掌漢文部之外，台灣文士亦有多人擔任日日新報的記者，或者長期在該報發表作品，包括謝汝銓、魏清德、林湘沅等人。著名的史學家連雅堂，其詩文也往往刊諸報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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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新聞詳實客觀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頗能代表總督府立場，但這對於其言論的客觀性並沒有太大的損傷。在二十世紀上半葉，臺灣的義務教育並未普及，文盲佔人口比例仍高。社會上的人民團體、企業組織等都不多，因此並沒有足以和政府當局相抗衡的「輿論」存在，因此我們很難用今天的社會政治環境去理解日治時期。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，所謂的「總督府立場」，往往也反映了社會上最主流的立場。我們只要拿日日新報和戰後解嚴前臺灣的各大報紙相比，便很難批評日日新報只是政府的「御用」新聞！
另一方面，日治時期當然也有許多標榜客觀公正，為民喉舌的報紙，其中最有名的當為《臺灣民報》（及其後的《臺灣新民報》）。不過，這些報紙雖然具有「批評」政府的言論，但距離真正的「客觀公正」，還有很大一段距離。畢竟，所謂的反對立場，未必就是社會的主流觀點。更何況，這些報紙絕大部分都是週刊，在新聞報導的內容方面，遠遠不及每日刊行的日日新報詳實。
◎ 發行時間橫亙半個世紀
日日新報發行時間，幾乎與日治時期的半個世紀相始終。要了解日本時代總督府施政及臺灣的社會變遷而言，實是不可或缺的資料。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，也就是所謂的「明治」時期，日日新報幾乎就是唯一的新聞媒體。其他曇花一現的眾小報刊，因為報社規模太小，往往發行一陣子之後就停刊。或者因為財務狀況不佳，發行初期所標榜的客觀詳實目標，在得到當局的補助和「輔導」之後，很快就變質了。到了輿論比較發達的大正年間，新成立的報刊也對日日新報造成改革的刺激。因此，日日新報可以說是與時俱進，而非一成不變地墨守成規。進入戰爭時期的昭和年間，日日新報的言論空間雖然較為緊縮，但這是全臺報社共同的處境，即使連標榜「臺灣人民喉舌」最力的《臺灣新民報》，也不得不配合時局，最後在戰爭末期全部歸於合併。
◎文壇的重要媒體
在通訊和傳播並不發達的日治時期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成為文壇的最重要媒體。在過去，文人之間的交流唱和，往往以富紳或名儒的家宅庭園為基地，聚會唱酬。日日新報創刊之後，其漢文版特別開設文藝專欄，刊登小說、雜文及詩詞，一時之間蔚為風潮，漢文版的主筆更成為執文壇牛耳之人。當時的文人，可以說就是近代教育普及之前社會上的知識份子。日日新報文藝欄的出現，讓臺灣各地原本聲息不通的文人們，有了一個共同的舞臺。因此，提供舞臺的日日新報，說他就是當時的文「壇」亦不為過。直到今天，日日新報當然也成為研究日治時期文學不可或缺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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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重要性人盡皆知，但迄今利用卻不多，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。而要解決這些問題，只有靠完善高品質的數位化資料庫，才能達成。
◎ 微捲使用困難
國內藏有日日新報原件的單位，以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及國立臺灣大學為主。臺灣分館不僅藏有原件，並且很早就攝製成微縮膠捲。該館為了保存上的需要，僅提供微捲讓讀者調閱，原件並不公開。至於臺灣大學則遲至九○年代初仍接受讀者調閱原件，許多原件因此遭到使用上的損耗，其後則以不提供原件為原則，鼓勵讀者閱覽微捲。
目前日日新報的微捲有兩種，一是臺灣分館拍攝，一是日本
書房攝製，前者總數300捲，後者341捲，皆為35厘米。臺灣分館係根據該館所藏原件拍攝，售價較廉，但拍攝品質或許因原件因素而稍差。書房則係根據日本北海道大學所藏原件拍攝，品質較佳。目前國內除了中研院臺史所之外，各大圖書館幾乎都是購買臺灣分館所出版的那套。這兩種微捲的發行資料如下：
臺灣日日新報
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複製／王愛珠、蔡重卿攝製
出版項臺北市 :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, 民80[1991]
共300捲盤式捲片 : 正片; 35厘米
第1號(明治31年5月6日)-第293號(昭和19年3月31日)=1898年5月6日-1944年3月31日
據明治31年5月6日至昭和19年3月31日原報紙攝製,每1-3個月1捲
臺灣日日新報
出版項東京都：
書房, 平成7年-
附註原名: 臺灣新報, 明治31年5月改稱臺灣日日新報
內容: 1,明治篇--2,大正篇--3,昭和篇
明治29.6(1896)-昭和19.3(1944)共341捲（35厘米）
◎ 複刻版模糊不清
調閱微捲是一件辛苦又傷身體的事情，相信所有使用過的人都印象深刻。在不能直接閱讀原件的狀況之下，大家都寄望於複刻版早日問世。在眾人的殷殷期盼下，1994年五南圖書公司終於出版了日日新報的複製本。不過，這套複刻版的字跡模糊，將近三分之一的頁面難以辨識，讀者使用起來，未必比微捲方便。
為了補救這些模糊不清的頁面，該公司亡羊補牢，印製後續的複本。不過，新印製的複本只增補畫質最差的部分，並非全部重製。因此，使用者在翻閱原書時，遇到模糊不清的頁面，必須另外翻閱附冊，看看是否有增補。如果附冊有較清楚的頁面，雖然閱讀順序被打亂也只得忍受。比較麻煩的是翻閱原書時並不能確知此頁是否有增補，因此翻閱附冊的結果可能徒勞無功，更添使用上的不便。於是，許多使用者都是先翻閱複刻本，從比較清楚的大字標題尋找，確定所需的日期版面後，再去調閱微捲。
本影印本將本刊創刊前後均曾零星發行年餘的《臺灣新報》，一併收編，並與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於1905-1911年間加刊之漢文版部分，同列為附冊。係由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之報紙與微捲影印而成，其發行資訊如下：
臺灣日日新報
出版項臺北市 : 五南圖書, 1994[民83]-1995[民84]版本項影印本
卷期編次第1號(明治31年5月6日)-第293號(昭和19年3月31日)=1898年5月6日-1944年3月31日
稽核項 220冊 : 圖 ; 38公分 50冊附冊 1冊(445面)原冊與附冊對照索引
另外一套為莊東方出版社製作，僅限於漢文日日新報的一小部分，篇幅極少，無法與五南版相提並論。其發行資訊如下：
漢文臺灣日日新報
出版項臺北市 : 莊東方文化書局, [1997]
卷期編次第2450號(明治39年7月1日)-第2600號(明治39年12月28日)
叢書名臺灣史料彙刊. 壹, 報紙編(一九五0前); 2
1,明治39年7月至8月 2,明治39年9月至10月 3,明治39年11月至12月
◎ 卷帙浩繁，難以查索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創刊初期有六個版面，1910年11月以後增為八版，其中漢文版通常佔有兩個版面。自1905年7月1日以後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，獨立發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每日六個版面。即使不算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光是日日新報就發行了1萬5,800餘號，以平均每號七個版面，每個版面平均十五則新聞計算，總數量就高達一百六十六萬則新聞。面對這麼龐大的資料量，讓研究者望而卻步。少數勤奮的研究者，只好用土法煉鋼的方式，終日對著微捲機奮戰，花費大量的時間卻少有所得。申請到經費的研究者，可以有助理長年累月幫忙，單打獨鬥的研究生或一般民眾，則只能望洋興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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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解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利用問題，製作數位化資料庫是唯一的辦法。「數位化」的工程看似單純，實則隱含許多曲折之處。以目前國內製作的中文資料庫而言，從最陽春的索引檢索，到附加原始影像，進而全文輸入，製作成本相差何只百倍，當然成品的效能也好壞懸殊。更有甚者，打者資料庫的名號，其實只是網頁翻檢和超連結者，亦所在多有。其實，號稱最「先進」的數位化工程，和「傳統」的微捲或複刻本書籍一樣，品質的好壞差距不啻天壤！面對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這種材料，數位化的方式必須謹慎考量。
首先，就頁面影像而言。報紙的版面很大，同一版面往往多達十數則新聞。如果不作分割，讀者瀏覽時仍得忍受不便。其次，影像來源如果不清晰，例如從狀況不佳的微捲數位化，就會重蹈複刻本失敗的覆轍，使用者看得到卻識不清，更加遺憾！
其次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和今天一般報紙的編輯方式不同。今天報紙的新聞標題，要求明確且吸引人，一定要點出新聞的重點和關鍵字。因此，今天我們要檢索報紙新聞，只要先瀏覽標題，就可以得知一二。不過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報紙卻並非如此，當時要求的標題文法為簡潔雅緻。因此，標題一般都不可能超過十個字，往往只用四字表達。在這麼短的標題中，自然不可能包括人名、地名、事件名稱等關鍵字，反而充斥「人心不古」、「新竹郵筒」、「百業蕭條」、「報應不爽」等極盡簡約的成語。因此，即使將一百六十六萬筆的標題作成索引，也很難檢索得到讀者真正需要的。因此，將內文全文輸入，或者製作完整複雜的METADATA，才有可能達到數位化的效果！
